域外丨陈鸿仪：我在美国创价大学的十八年

陈鸿仪新三届 2019-06-0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时间的印记

——我在美国创价大学的十八年

作者：陈鸿仪

　　退休了。

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清理我从2000年开始使用了十八年的办公室。清理掉的文件书籍几乎装满了十个齐腰高的大型垃圾桶。

　　原以为我能就这么转身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猛然回首，却见办公室的门上原来我挂衬衫的地方，因为光照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原来，办公室可以清空，记忆却是不能清空的。

十八年来，我在这里见证了一所新大学的诞生和发展，见证了许多年轻学生的成长。就像这门上的痕迹，那是时间的印记，将会伴随我的余生。

2000年，我离开任教数年的加州州立大学，来到这所新建立的大学。当时，这里只是峡谷环绕的一片坡顶的荒地，没有学校的影子。对我面试的一位教授指着不算太远处的山脉告诉我：如果你能移去那些山，就可以看到太平洋！当然，我不是愚公，移不掉那些山，也无法看到太平洋。但是，我亲眼看着这片美丽的校园在荒坡上拔地而起。

　　离开主流的公立大学而转到一所新成立的私立大学，风险当然不小。毋庸讳言，想要一份稳定而报酬较高的工作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对我而言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创价大学，顾名思义，创造价值之谓。它是由日本创价学会在美国创立的一所大学。国际创价学会的创立者池田大作先生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交往。1984年他访问中国时曾经访问复旦，在复旦的相辉堂做过报告。而那时我正是复旦一员，所谓缘份是也。

后来又了解到，池田先生的老师牧口常三郎先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因反对将教育与政治捆绑，尤其是与军国主义政治捆绑而被投入监狱，最后在战时死于狱中的教育家。战后池田先生继承老师的遗志，发展壮大了牧口先生创立的创价学会。

我敬仰他们的理想，认同他们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的目的不是为政府培养支持者，而是为了年轻学生本身的成长与幸福，成长为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创造价值的世界公民。

大学最初的教师不过二十余人，几乎每个专业方向只有一到两人。没有校舍，只能在暂时租用的办公室围着校园的沙盘模型拍照。全校教师加职工，统共四五十人，一个会议室坐着也不挤。用一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全校课程设置的设计，制定了各项相关政策和规则，还完成了第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

　　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大学从一个需要取得教育管理机构认证的新学校发展为权威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排名榜中文理学院的全国第22名，西部地区第4名。毕业了十四届学生。而经济学成为学校最热门的科目，虽然开始时只有两位教授。（近年新招了一位，可我退休后又只剩下两位了。）

其实，对一所大学而言，排名榜不过是过眼烟云；重要的, 是它造就了怎样的学生。我的办公室里曾留下很多学生的故事。我见证了他们的欣喜，快乐，和憧憬；也见证了他们的挫败，沮丧，和奋起。没有什么比他们灿烂的笑容更让人难忘的了。

非洲来的文森特——我在“人生如戏：我的外国朋友们的故事”一文里写过他。

这个来自赞比亚的贫苦孤儿在美国成家扎根，成了一双儿女的父亲。最近得知他和两个在赞比亚的搞技术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打算为赞比亚农村引进太阳能能源。这让我想起他一年级时在我的经济学课上写的第一篇学习笔记。他说在赞比亚的农村没有电也没有其他能源供给，农民只好砍树以满足烧饭取暖等需求，其结果是大量森林消失，降雨量减少，干旱严重，农作物歉收，农民更加贫穷。笔记的末尾，他问政府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现在，不再依赖政府，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赞比亚年轻人，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为人们，尤其是穷人的福祉作出自己的贡献。

艾米莉，我在同一文中也写过她的故事：

从我们学校毕业后她加入和平军到非洲尼日尔扶贫。她在尼日尔的农村生活了整整三年，教当地贫困农民打井种树管理水源。从尼日尔回国后，她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决心一辈子投身改善贫困人口卫生条件的事业。

日本姑娘朋子，也是同一篇文章中写过的。

她今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在日本政府的内阁办公室经济研究部门工作。她说过几年，她还是想到大学当经济学教授——那是她十八岁进入我们学校时的理想。她的日本同学说，她应该竞选公职，因为至今日本有博士学位的女性不多，尤其像朋子那样有在主要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工作经验的女性更少，她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如果现在朋子来问我她该做何选择，我将微笑不语。因为她已长大，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管她选择做什么，我相信她一定会像她亲人期待的那样，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一份贡献。

　在得知我即将退休后，这两位已毕业的学生给我发来这张摄于世界银行总部的照片。

左边的伟珊来自马来西亚，右边的 Akiko 来自日本。伟珊毕业后去了耶鲁，Akiko去了康奈尔。两人取得硕士学位后现在是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她们背后墙上的标语是“我们的理想：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这是当年我离开插队的黑龙江进入大学选择经济学系时的理想，也是我多年教授发展经济学的动力。我知道，她们是特意选了这个背景拍的照片。她们想告诉我，我的理想她们会传承下去。

更多的学生选择用行动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Leichom, 一个来自印度最贫穷邦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一起推行治贫项目。三年后他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生。现在他是他们邦一个重要非政府组织的创办人，领导着促进妇女儿童权益和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多个项目。

Prakash 是来自尼泊尔山区的农民子弟。有感于山区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不易，还在我们学校上学时就通过募捐所得在家乡办了一个可供寄宿的小学。他很有经营头脑，知道募捐只能开办学校，但学校的长久运营却不能依靠捐款。他在学校办了小农场，让学生们自己饲养牛羊，种植蔬菜，产出不但提供了学生的食物，还可出售用于学校运行。现在他又在另外一村办起了第二所学校，并计划继续逐步扩展。

2004年，面临我校第一届学生毕业。当时学校还未取得教育管理机构的认证（正式认证必须在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才能进行），毕业生的去向是个大大的问号。鼓励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既是学生一条不错的出路，也是提高我校声望的好办法。但是怎么申请呢？学生需要指导。我接受学校的指派，教学之余兼任研究生院申请辅导员。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我的办公室见到过门口等待辅导的学生排起的数米的长队。常常，夜已黑透，星月交辉，我还在办公室与学生交谈。其实，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不得不广泛地联系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部门，了解他们对申请者的期望。有时还带着学生上门请教。那时候，因为整天不间断地说话，我经常用的药是利咽开音的胖大海。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届105位毕业生有37人申请研究生院，全部被录取！其中还不乏耶鲁、斯坦福、伯克利、哥伦比亚等名校。随后几年，该届学生又有多人进入研究生院深造，总数超过全班学生数的一半。这也成为我校的传统，每年的毕业生中差不多总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我的办公室见证过那些拿到研究生院入学通知的学生欣喜若狂激动落泪的情景，也见证过我与他们一起难以自禁的动容。曾有学生举着录取通知奔跑到我的办公室后坐在地上哭泣，然后告诉我他还未来得及将此告诉他的父母，我是第一个分享这一喜讯的人；也曾有学生拿着尚未拆封的研究生院寄来的邮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她太紧张了，不敢自己开拆，让我帮她打开 ......

　　在进入研究生院深造的学生中，又以学经济学的最多。这几位西装笔挺的男孩是我的已经或将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前学生。

右边的两位学生来自日本。我身边的Ippei 从我校毕业后取得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他旁边的Daisuke在哈佛取得统计学硕士；然后两人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Daisuke 现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Ippei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任职。

　　来自韩国的郑恩伊。从我校毕业后她在斯坦福取得统计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是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她的丈夫也是我校毕业生，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后在同一大学任教。

　　当然，成功的喜悦和快乐并不是青年时代的唯一色彩。挫败，迷失，沮丧，甚至悲哀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既然取名创价大学，以学生个人的成长为本就该是办学的宗旨。克服挫败，走出迷失，也是价值的构成部分。为此，我们学校实行导师制。新生入学即被随机指派给某一教授成为教授的辅导生。当学生的专业方向逐渐明确后可以自由转换到自己心仪的教授名下。学生选课，学业，生活，或者其他有关事宜都可以得到导师的指点或解惑。

近十年前我有个辅导生，是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男生，本是资质出众成绩拔尖的好学生。三年级上学期修我微观经济学课，学期至半时他突然之间从课堂消失，连续两个星期没来上课。问他的室友，回说也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担心之下只好联系了学生工作处，请他们探寻他的下落。

第二天反馈的消息传来，说他并未消失，只是把自己锁于宿舍房中，数天不吃不喝，健康堪忧。我让他的室友带话，希望能和他谈谈。他来了，先问能否把办公室的门关上。门关上后，他双手捂脸哭了起来。我静静地等他哭完。他一面抹泪，一面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这么软弱。可是我就是无法忍受再和她坐在一个课堂听课，在一个小组做研究......

原来，他和班里的一个女生自高中时代就开始谈恋爱，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修一样的课，在同一个小组做研究项目。两个星期前，那个女孩和他提出分手，因为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

很熟悉的情节，是吗？因为我们也曾年轻过。

我看着他，很认真地告诉他，他不软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反应。眼泪和哭泣不过是排遣悲伤的方式，什么也说明不了。我说我很理解他无法忍受继续和那个女生在一个小组共同做项目，可以给他换个组；但我没有办法给他换班，所以他必须继续来上课，至少把课程学完，除非他选择休学。临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他主动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拥抱。他说他感觉好多了。此后，他回到教室上课，虽然常常心不在焉；他也勉强通过了考试，以一个“C"结束了这门课。听说他在另外所修的几门课也都是差不多的成绩。好在在此之前他是个好学生，虽然整个成绩点大幅下降，但未到经受学业处分的地步。

情伤在他去国外做了半年交流学生后结束，等到回到我校，他又恢复了优等生的风貌。很快到了毕业年，很多同学在申请研究生院，他却犹豫却步了。因为那个学期的低分拉低了他的整个积分，让他的成绩单看上去不那么亮眼。而他，又是个自视甚高的人，想要报考的是名列前茅的名校。

他来找我谈他的犹疑。我问他，是否已经从低谷走出，重新奋起。他说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能直面那一段过往，就在你的入学申请中谈谈为什么你的成绩曾经大起大落，谈谈你从挫败中学到的经验？他照做了。我也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介绍了他曾经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迷失和重归，以及他的能力和潜力，相信他会是研究生院出色的学生。

那一年，他只申请了康奈尔一所大学，而康奈尔给了他机会。临离开我们学校时他来看我，说：谢谢老师！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再遇到挫折，我会坚强的！

也是大约十年前吧，我曾动用手中小小的权力，让一个险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改变了命运。

Pavitra, 来自印度的女孩，进入我校时刚满十七岁。天真烂漫，随心所欲。她不是我的辅导生，只是一年级下学期修我教的一门通识课。她很卖力（不是用功），要求每周一到两页的读书笔记，她会洋洋洒洒写上四五页。只是笔记的质量不高，常常是脱离了指定的阅读材料信口开河，有时简直是胡说八道。不论我写评语还是找她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期末，她本门课的累积成绩为86.4。这个分数可以是B, 也可以是B+ 。鉴于她屡教不改的毛病，我决定给以小小的惩罚以作警示，所以给了B 。

暑假里，我收到Pavitra 的电邮，一如既往的洋洋洒洒，只是这次有点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我看了两遍才明白，这是一份SOS, 求救信。原来Pavitra 在她修的其他课上也是率性妄为，喜欢的书就看，不喜欢的就不看；喜欢的作业就做，不喜欢的就不做。结果，用我们的行话讲就是“当掉”了几门课。学年成绩点跌到了1.964，低于继续学业所要求的最低点2.0约0.036。于是她收到了我们学校的退学通知。十七岁的孩子吓懵了，说她家经济条件不好，如果被我校退学，她在印度就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也就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求我高抬贵手，能改下成绩，让她的成绩点回到2.0，让她能继续在我校的学业。

很为难，确实。那时我已在学生中赢得了“评分很严，但很公平”的口碑，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来和我争过成绩，我更没有主动给任何学生改过成绩。我咨询学校领导，他们说尊重我的判断。我反复思索了好几天，终于决定将她的成绩改为B+ 。这样一来她的成绩点稍稍超过2.0，她可以回我们学校继续学习了！我的理由呢？我认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因为任性犯下的错误应该受到惩罚，而惩罚的目的是让她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如果这样的惩罚要以剥夺她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那就违背了教育的本意。

暑假后，Pavitra 回到学校马上来我的办公室。她没有哭，也没有多说一句谢谢。她只是告诉我，她会每个星期来向我汇报她的学习情况，保证不辜负我对她的信任。她做到了。虽然不是我的辅导生，也没再修过我的课，她每周来我的办公室，谈谈本周的学习情况。有时我在忙，或者在和别的学生谈话，她就会在门外等到我有空才进来。后来，这样的汇报由每周一次，改为几周一次，但她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直到顺利毕业，顺利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取得硕士学位后，她回印度工作了几年。去年，她又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听说我要退休的消息后，她又一次给我发来长邮件。邮件的附件是一份获奖通知。那是他们系每年发给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的特别奖。她说，我的信任和我给予的机会让她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她会永远珍视这份信任。

并不是每个学生最终都会走上学术这条路的。只要他们成长为负责任的公民，有自己喜欢的职业，以诚实的劳动自食其力，健康快乐，就好。

克里夫，亚裔美国人，我的辅导生。他在校时我就知道他志不在学问。学习既不算努力，也不算不努力；成绩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就这么波澜不惊平平稳稳地过了四年，拿到学士学位，挥手作别。原以为此生大约不会再见，谁知在最近他那届学生毕业十周年重聚时，他却成了往日同窗们欢呼鼓掌的发言代表！

他的发言开始得磕磕巴巴，然后越来越精彩。他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他毕业后先后做过几份工作，到国外教过英语，为游戏公司写过代码，也做过销售，但没有一份工作长于两年的，因为没有动力。直到三年多前爱上了健美，他才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动力所在。努力，坚持，刻苦，终于在某个全国比赛中获得了第四名。他发言同时所展示的比赛照片漂亮极了。以后，他大约会做健美教练。这样的人生岂不是也很美？

　　朴健民，韩国学生，也是我的辅导生。他进校时年龄比他同级的同学要大。因为家境困难，他高中毕业后先服了三年兵役，又做了三年邮递员，直到申请到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才跨入大学校门。他不是个智力出众的优秀学生，但绝对是个超级努力的学生。因为知道求学机会来之不易，他的四年完全可以用“苦读”二字概括，成绩维持在中上水平。

2016年毕业时，他一心想要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虽然有几所不错的美国大学录取了他，但未能争取到资助。他和我们学校都尝试了不同的途径想寻得资助，未果。他被迫放弃继续深造的梦想，极其失望地随来参加他毕业典礼的父母回了韩国。此后很久没有他的音讯。

五月份我退休前突然收到他发来的邮件。（他以为我退休后会终止原来在学校的电邮地址，所以急着向我汇报他的现况）他说他回到韩国后消沉了一段时间，因为未能如愿进入研究生院而埋怨世道不公，自暴自弃，不愿外出找工作，觉得各种工作都不符合自己的理想。

如此浑浑噩噩过了一段时间，他幡然醒悟，想到是我们学校向他提供的四年奖学金，才让他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想到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能奉献社会的世界公民；想到我们学校的校名是创价..... 他说他很惭愧，毕业后没能创造任何价值，辜负了学校的厚爱。他说他已经在一家公司开始工作，等有了经济能力，再寻求深造的机会。

一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校名能成为它的学生实际的行动指南，不正是这所学校的成功吗？

小邵，是我校录取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武汉人。他是我非常喜欢的学生之一，因为他有很多中国学生，或者说是大部分亚洲学生都缺乏的特质：独立思考和决断能力。

2012年时，我收到一封国内的电邮，来自一个我不认识的高中生。他在邮件中介绍说自己正在选择留学的学校，对创价大学很感兴趣。而后就我们学校独特的课程设计提了很多极为实际的问题。他的电邮很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们学校并非是中国父母趋之若鹜的名校，课程设置也和传统大学有所区别，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对来我们学校感兴趣。

我心存疑虑地回复了他的询问，就此开始了我们一段时间的电邮交流。每次待我回答了他先前提出的问题后，他又会据此提出后续问题，可见这是个非常善于思考的青年，而且对我们学校也确实有兴趣。我将此情况通报了校招生处，建议他们如果小邵的申请条件符合招生标准的话，一定要争取把这个学生吸引到我们学校来。

小邵2013年入学，做了我将近两年的辅导生，因为他的专业兴趣是心理学，进入三年级前转由一位心理学教授做导师。他是个极其优秀的学生，学业成绩出色，尤为突出的是他做独立研究的能力。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被专业研讨会选中，并发表于专业杂志。2017年毕业时，他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小邵之后，我们学校又先后录取了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2018年毕业的小冉和小周都被研究生院录取。为庆祝我退休，我们聚了一次。小邵也特意赶来参加。

　　美丽的校园也曾受到过危险的威胁。今年六月，围绕着校园的峡谷燃起山火。山火一度逼近校园。峡谷上空有直升机喷洒化学灭火制剂。靠近峡谷的其他民居收到市政府的住户强制疏散令。山火造成的浓烟弥漫在校园，市消防部门派来三辆消防车和一队消防员严守校园靠近峡谷的边缘。幸好，山火没有进一步扩大。校园安然无恙。

我们学校还经历过更为严重的威胁。去年下半年，学校通报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说有一位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在脸书上发表手持武器的照片，并威胁要发动大规模的杀戮。虽然他并未直接提到我们学校为杀戮的目标，但因为他发表威胁言论的脸书群有很多我们学校的校友和现学生，学校不敢掉以轻心，向政府安全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

政府安全部门经过评估，认为此人的威胁可信，遂派出警员突击搜查了他的住处。在他住处搜出的武器弹药把他直接送进了警局，拘留不得保释。最近他的案件已经审结，他被判刑移往外地监狱执行，也算解除了对我们学校的潜在威胁。

收到通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学生的名字听着耳熟，只是想不起他的模样。直到这次清理办公室，在相册中看到我参加他那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时和他的合影，又在存留的电邮中发现了我们之间来往的几份电邮，这才确认我和他曾有过交集。

他不是我的辅导生，也从未修过我教的课。我和他的交集是在他面临毕业的那一年。他打算申请研究生院，来找我询问申请程序以及怎样准备申请材料。后来，因为两次参加研究生院入学标准考试GRE 成绩都不好，他又来过几次，咨询是否有可能绕过这一考试。我告诉他按一般程序是绕不过去的。但研究生院招生比本科招生较为灵活，他不妨直接联系自己申请的研究生院，看看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再后来就没了他的音讯。

他毕业前的三四月份研究生院放榜，出于关心我给他发了封电邮，询问他的申请结果。他回复的电邮充满抱怨甚至怒气。他说他很激进，憎恨一切的社会不公，所以立志攻读新闻写作的研究生学位，以便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相信自己可以是研究生院的杰出学生，可就因为一个愚蠢的GRE考试将他挡在了研究生院门外。

我回复他说，想从事新闻写作工作也不一定需要研究生学位。如果他毕业后一面工作一面写作，并争取发表，这条路一样走得通；也可以在发表了一些文章后再次申请研究生院，那时也许研究生院就不要他的GRE成绩了。在他毕业典礼那天，我和他握手表示祝贺，他轻轻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相信那一刻他是真诚的，是明白我的善意的。

他被逮捕后听其他认识他的校友说，因为他的年龄比他同届同学大十多岁，观念又非常激进，所以在同学里没有什么朋友，一贯独进独出。毕业后有过时断时续的工作，也给本地小报写些小文，但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经济上拮据，一直和母亲同住，还曾因对其母亲家暴受过处理 ...... 我不知道如果他毕业时能被研究生院录取的话，他的生活是否会是另一种样子。但也有可能即使进了研究生院，他也会有其他的不满，让他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我们学校教育失败的一个例子。说明要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想自己此生的经历，求学，下乡，教书，在美国创价大学的十八年竟然是时间最长的一段。在这十八年里，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显而易见；收获的尊重和爱戴也显而易见：我在十一年里六次被全校学生票选为年度教授，是全校教师中最多的一个。在清理办公室时，历届学生的感谢信和贺卡装满一个纸箱。扔掉了很多书籍，唯独没舍得扔掉这一个沉甸甸的纸箱。

有收获更有亏欠，大大的亏欠。那是对父母家人的亏欠。因为这份工作，父母年迈患病都未能全力尽孝。女儿十四岁刚进高中，我即单身来到南加州工作。她高中的学业，申请大学，大学毕业后申请研究生院，我都没有好好尽过辅导之责，尽管我曾辅导了那么多的学生。当然，亏欠最多的是丈夫。我们分居两地十年，直至他退休搬来南加。不但得不到我的照顾，除了工作，他还一人承担起了抚育女儿的重任。辛苦劳累压力可想而知。

今年五月十日是我退休前最后一天上课的日子。那天我上下午各有一门课。下午那门课中间休息时，有两个学生离开教室。几分钟后他俩和上午那门课的三个代表一起捧着个大蛋糕回来，蛋糕上标着 Happy Retirement！ (退休快乐！）教室里的学生一面鼓掌，一面齐声喊着 Happy Retirement！给我送上有两个班全体学生签名留言的自制的贺卡。那个蛋糕实在太甜，几乎难以下咽，可我的心比那蛋糕更甜！

　　在那天之前的一个星期，学校已经为我和另一位退休的教授开了欢送会，热闹，隆重。除了同事朋友领导的即兴发言，我还收到了数十位校友寄来的贺卡和电邮。从此以后，我的头衔将由终身教授变为荣誉教授。

　目前，我们学校共有四名荣誉教授，其中三位是女性。

　　那天会后，一位校友代表给我送来一个镜框，和一张贴满校友照片的贺卡。镜框的上部，是学校创立者池田先生的语录：“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也不是单纯的才能的发展。教育，是持久而稳定地将人性的完满由过往传递至未来的伟大事业”。镜框下部是：“献给我们亲爱的陈鴻仪教授，所有您所热爱的学生带着最深切的感激敬呈”。

　　十八载，似水流年。有人说时间如风过无痕；除了头上白发额前皱纹，除了办公室门上那抹不去的印痕。

但是，真的如风过无痕吗？如此多学生的故事成为时间的印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那么，我，也会成为时间的印记，刻在他们的记忆里吗？

有这个镜框，我在美国创价大学十八年的生涯有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陈鸿仪阅览室